
今天我们来厘清一个常见的误解:“中国古代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后就停止了发展”。
这句话被很多人理解为,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里,中国人的大脑突然“宕机”了,再也无法产生像先秦诸子那样灿烂的原创性理论。
但事实上,这种理解是偏颇的。
不是说“没有突破”这个现象不存在,而是说我们不应该把它简单地归结为“退步”或者“停滞”。
这其实是一个关于“生存”与“秩序”的选择题。
借着这个由头,今天我们要讨论的,正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那个“百家争鸣”的爆发期之后,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似乎突然按下了暂停键——
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意义,那么不管是百家争鸣还是独尊儒术,对于如今的我们,通过这种历史的变迁,却可以理解一个超级文明在早熟之后的路径依赖。
展开剩余86%这是不是就有现实意义了?
在中国历史上,真正意义上的“思想自由市场”结束于秦汉大一统,但历代对于理论的修补从未停止。
然而,那种颠覆性的、原创性的“大突破”确实消失了。
本文,我们就来回顾这段历史进程,看看一个文明是如何在“百花齐放”和“一家独大”之间做出选择的。
首先要来解释这个问题: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会有那么多的理论突破?
——这里的“理论突破”,得先厘清概念:
是指在面对“中国向何处去”这个终极问题时,各派提出的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;而不是指后世在既定框架下的修修补补。
首先从需求层面来考虑这件事。
春秋战国大约是中国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时代。礼崩乐坏,诸侯倾轧。所有的诸侯国都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:
怎么活下去,并且吞并别人?
这就好比现在的商业市场,几百家创业公司在厮杀,谁能拿出一套最有效的“商业模式”(治国理论),谁就能获得风投(国君重用),最终上市(统一天下)。
儒家讲仁义,法家讲耕战,墨家讲兼爱,道家讲无为。
这些理论不是书斋里的空想,而是带血的生存方案。这种高强度的竞争环境,逼迫着当时的智力精英们必须进行极致的理论创新。
所以,无论你觉得墨家的兼爱多么理想化,或者法家的严刑峻法多么残酷,你都可以准确地意识到,那个时代的思想家,是在为乱世寻找出路。
而秦汉之后,情况变了。
除此之外,还有现实制度层面的考虑,这是导致“理论停滞”的核心原因——在这个层面,我们最起码有三方面的观察:
首先是“大一统”的排他性。
在这个问题上,秦始皇和汉武帝看到的局面,和先秦诸子截然不同。
先秦诸子看到的是“如何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胜出”,而秦汉君主看到的是“如何维持这个庞大帝国的稳定”。
秦国搞出了一套最高效的国家机器模式,那就是法家。
这套体制效率太高了,高到六国还不了手。但代价是,所有人哪怕是统治阶级都变成了这台机器上的螺丝钉。
既然机器已经运转完美,作为螺丝钉的你,如果有自己的想法,岂不是要破坏机器的运行?
到了汉武帝时期,虽然披上了儒家的外衣,但里子还是秦制。
董仲舒的那句“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”,就是宣告理论创新的大门正式关闭。
因为大一统的帝国,只需要一种思想来解释合法性,不需要一百种思想来争辩对错。
其次是“理论”的饱和。
从春秋战国到秦汉,中国农业社会的上层建筑建设(制度与理论)其实已经全面完成了。
不管是人与人的关系(儒家),人与国家的关系(法家),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(道家),在那个时代都已经有了极其成熟的论述。
这就好比一座大厦的主体结构已经封顶了。后世的人,无论是唐宋的理学,还是明清的心学,本质上都是在做“室内装修”。
西汉的扬雄就曾感叹过,乱世的时候需要圣哲去驰骋,而治世的时候,平庸之辈也能高枕无忧。
不是后人不够聪明,而是那个农业文明的“版本答案”,老祖宗已经写好了。
第三个方面的因素,则是人才路径的锁定。
在先秦,士无常君,国无定臣。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。孔子周游列国,商鞅入秦,人才的流动是自由的,思想自然也是活跃的。
但是,随着科举制的建立(虽然这是隋唐的事,但察举制在汉代就开始了人才选拔的收束),天下所有的聪明人,都被装进了一个笼子里。
你要想阶层跃迁,要想出人头地,就只有一条路:读圣贤书,考科举。
而科举考什么?考的是对经典的注释和解读,而不是对经典的质疑和突破。
试想一下,如果全天下最聪明的大脑,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如何把几本古书背得滚瓜烂熟,如何把八股文写得花团锦簇,他们哪里还有精力去仰望星空,去思考逻辑,去搞自然科学的理论突破?
这就是“利出一孔”。当所有的利益都通过这一个孔洞释放时,其他的孔洞自然就堵死了。
看过这三个层面的分析以后,你是不是觉得“没有理论突破”其实是一种必然?
与其说是中国人失去了创造力,不如说是那个早熟的农业文明帝国,为了维持超大规模的稳定,主动选择了“思想节能”模式。
然而,这种稳定是有代价的。代价就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(比如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)时,这套自我循环了两千年的理论体系,突然发现自己解释不了新世界了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近代会感到如此痛苦的原因。
上千年来,关于为何没有新理论的争论,固然有我们习惯上理解的思想禁锢的原因,但更大程度上,其实还是一个超级稳定的社会结构,不再需要剧烈的理论震荡。
上帝没有制造一种绝对完善的好制度放在那里让人类发现,而只有一些有漏洞的工具包供人类酌情选取。
对于那两千年的中国来说,稳定,或许就是当时最高的生存法则。
番外我们的 说书时间
在正文中,我们提到了汉武帝确立了“独尊儒术”,但实际上,这种说法并不准确:汉宣帝才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真相。
汉宣帝刘询,也就是那个在民间长大的皇帝,他的太子刘释(后来的汉元帝)是个深受儒家教育的“好学生”。
有一天,太子看到父皇用法家那一套严刑峻法治理国家,忍不住劝谏说:
“陛下持刑太深,宜用儒生。”意思是,爹啊,你太狠了,应该重用儒家那套仁义道德。
汉宣帝听了,脸色大变,说出了一段流传千古的名言: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教,用周政乎!”
翻译过来就是:
我们汉朝有自己的制度,那是霸道(法家)和王道(儒家)杂糅在一起用的,怎么能全靠儒家那套仁义说教,去搞周朝那种分封的老古董呢?
最后,汉宣帝还叹了一口气,看着这个只会读死书的儿子说:“乱我家者,太子也!”
这个故事极其精准地揭示了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底色:外儒内法。
儒家是外表,主要讲感情,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听话;法家是里面,负责用厉害手段,让国家能够一直运转。
这两套道理在汉朝合了起来,就变成一个完整的圈。
儒家对你说“上下级和父子关系”是天生就定的,法家却用“严格管人”和“一人犯错,周围人一起受罚”的方法,让你没有地方可以逃。
在这个关紧的圈里,任何想跳出去的“新想法”,要么被当成坏的,比如墨家;要么被拿过来改成自己用的,比如佛家。
所以,并不是没有新想法,而是这一套系统太厉害,厉害到能把别的都收进来,或者把不一样的全都消灭掉。
一直到两千年后,外面的人把大门砸开了,我们才看见,原来外面的世界,早就换成另一套系统了。
发布于:福建省龙辉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